披头士因何解散,Why the Beatles Broke U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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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Mikal Gilmore；编译：drugstore@
1969年1月，某个冬日，伦敦特威肯汉姆电影制作室（Twickenham Film Studios）因其巨大而更显凄冷，音响台（Soundstage）坐着的几个家伙正是披头士。连日来，他们忙着为现场演出——自1966年8月以来披头士的首次现场演出——做素材准备和排练，不过准备工作并不顺利。尽管演出在即，四位披头士中也只有保罗•麦卡特尼（Paul McCartney）面露焦虑，甚至有些不满，“我就弄不明白，如果你们不感兴趣干嘛还掺和进来。我们这是图个啥？不是为了钱。你们到这儿是干嘛来了？我来，是因为我想要演出，但我看不到（大家的）有力支持。”保罗盯着其他团员，那些相处多年老友。约翰•列侬(John Lennon)，乔治•哈里森（George Harrison）和林戈•斯塔尔（Ringo Starr）面无表情，与保罗相视无语。又是一阵沉默，保罗不耐烦了，“现在有两个选择：我们把这个演出进行下去或者干脆放弃，我要个决定。我的狗屁时间不是在这儿淡逼的，大家都说个话，到底是演还是不演。”
众人依旧无话。保罗也陷入沉默，其他团员只是间或与保罗对视。
当然，那个冬日所发生的远非乐队生活中最糟的一幕，不过是面临解散的披头士内部冲突与冷战折射出的寻常片段。处于死亡挣扎期的披头士是20世纪最神秘最复杂的一段传奇，它终结了浪漫，故也令人惋惜。披头士创作的不只是音乐，还有那个属于披头士自己的时代。对于披头士解散的原因，如你所知，传闻甚多：有人归咎于小野•洋子（Yoko Ono）的阴谋，或者说是约翰列侬的爱情传奇终结了披头士的浪漫；也有人归咎为诡诈的经纪人艾伦•克莱恩（Allen Klein）——曾是列侬最喜欢的人之一，但麦卡特尼不买他的账——介入乐队事物。但事情远比这些复杂。
洋子后来说，“我不认为你能把披头士那样团体拆散，即便你去努力破坏。所以，那时四个人内部一定有什么事儿发生，而非外部力量使然。”事实上，披头士解散的真正原因就摆在我们面前：四个人在一起时间太长，这段历史既是乐队自己写就一部超越史，同时也是一出凸凹不平的充满相互伤害的悲剧。
这一时期，乐队正处在《随它去吧》（Let It Be）影片及专辑的酝酿构思阶段，而麦卡特尼又恰好在这个错误的时间提出自己的诉求。过去的一年中，披头士内部关系已趋紧张，尤其关键的是，约翰和保罗长期的友谊正经历剧烈变化。某种程度上，列侬作为披头士创始人掌握着乐队领导权；但他越来越不愿被披头士的构架所束缚。而麦卡特尼深爱这个乐团，视其为生命所依。一直以来，两人都是乐团的中坚力量（也是流行音乐史中合作创作成果最丰的一对搭档），但本质上，从一开始，披头士的行进方向就被约翰•列侬的气质及欲望左右：列侬组团其实是为缓解其挥之不去的焦虑和疏离感——母亲茱莉亚（Julia）因生活所迫把列侬的监护权而交给了姐姐咪咪，这样列侬的生父和生母双双从其幼年生活中消失——的一种方式。
1957年夏天，16岁的列侬第一次遇到麦卡特尼。当时，列侬和他第一支乐队“采石工”（the Quarryman）在利物浦的一所教堂排练，碰到了14岁的保罗麦卡特尼，保罗演奏了埃迪•科克伦（Eddie Cochran）和基因•文森特（Gene Vincent）的歌曲，给列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最终两人走到一起。也许更重要的是，这两个少年都有类似的亲人亡故的经历：1956年，麦卡特尼的母亲玛丽于死于乳腺癌；1958年，列侬母亲死于车祸。此后，两人开始合作，约翰和保罗似乎重新找到了与外部世界接驳的方式。两人一同创作歌曲，交换旋律和作词想法，甚至在两人独立创作的阶段，依旧会帮助对方完成或润色作品。不过，两人在创作音乐的手法上相去甚远：麦卡特尼讲究秩序和细节，强调制作工艺；列侬则不喜欢一定之规，不会在一首歌上死磕，他的作品听上去较为高傲，但其中的安全感却比麦卡特尼要少。随两人作品的累积，这种差异性也越发凸显。麦卡特尼的歌曲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众人叙事（Everyman Narratives）和欢庆式的呼喊（Celebratory Calls），而列侬的作品的灵感则更多的来自个人所见，有着朴素且困惑不安的个人视角。列侬后来谈到两人的差异性，举了个例子，对于同一则新闻，“保罗会说，‘过来，看看又有啥上演了’，我则会说，‘呃，小子，今天我读了那则新闻’”。
列侬和麦卡特尼两人“负责”创作及演唱披头士的绝大多数作品，两人的核心地位无人质疑，而列侬自己对于大家默认的乐队老大地位也很受用。尽管如此，披头士作为一个团体依旧遵循一人一票的表决制度。1966年，披头士经过长期巡演后，约翰，乔治和林格三人劝说保罗该停止现场演出了。此后的3个月中，四位团员各自忙着自己的事。约翰•列侬对这种离散状况感到非常忧虑：“我一直在想，‘好吧，这就是结束，真的。再没有巡演。这意味着未来会是个空白......’。就是那时，我开始考虑没有披头士的生活会是什么样子？正是在那时，萌生了即便离开披头士也不能以被别人抛弃的形式这种念头。但我无法走出这个宫殿，那太令人恐怖了。”
稍后，乐队因《帕伯军士的孤独的心俱乐部》（Sgt.Pe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这张重要唱片重新集结，但此时的披头士其内部运作已变的异常复杂。专辑的概念出自麦卡特尼，而列侬写出该专辑中最好的作品“生活中的一天”（A day in the life）。后来谈到列侬对这张专辑的贡献时，他说那不过是绝望的间接反映：“制作帕伯时，我依旧被巨大的压抑笼罩，我知道保罗那时已经没什么问题了。他充满自信...而我还处在一场谋杀后的恢复期。”某种程度上，这就是列侬的工作方式，要么在危机中绽放，要么沉没。当然，也不光是乐队的事情让列侬焦虑不已，诸多的状况将列侬钉在人生的转折点上。他认为自己已陷于无爱境地，堕于世俗生活——这种无爱状态只是列侬的个人感受，妻子辛西娅（Cynthia）倒是深爱着他；他觉得自己被麦卡特尼的抛在了身后，麦卡特尼那时已是伦敦名流，参与各类前卫文化事件，完全暴露于先锋音乐及艺术领域。而列侬追逐的似乎不是外部生活，他用LSD转而向内，以至于人们担心列侬这样做是试图抹去他的旧身份。乔治•哈里森后来说，“某种角度上，它就像精神病，迷幻剂可以摧毁很多事儿——它太有力量，而你只能坐视。但我认为，我们当时都没真正意识到约翰的状况究竟糟糕到了何种程度”。
1967年8月，乐团经纪人布莱恩•爱泼斯坦（Brian Epstein）因药物过量意外死亡。爱泼斯坦死亡前有很长一段时间精神抑郁，但依旧强打起精神帮乐队打理事物。披头士及圈内人士认为披头士得以立足，发展并被保护，爱泼斯坦功不可没。列侬后来说，“我知道这次披头士有麻烦了，尽管我确信我们有做任何事的能力，包括音乐，但我依旧被他的突然死亡吓坏了。”
不过，麦卡特尼并不这么看。爱泼斯坦死后第五天，保罗通知其他团员参加音乐电影《魔幻神奇之旅》（Magical Mystery Tour）的拍摄。那年，从夏末到初冬，披头士们忙着拍片，同时为相应场景创作音乐。看起来，这应该4名披头士团员自由合作的工作，但最终，主要的创作工作还是由麦卡特尼一人承担。1967年圣诞节后，该片在BBC首播。次日，媒体便充斥了铺天盖地的恶评。伦敦《每日邮报》评论其为“喧嚣的垃圾”。据说，列侬看到麦卡特尼跌了跟头多少有些幸灾乐祸。
1968年2月，披头士去印度瑞诗凯诗（rishikesh）的玛赫西马赫什瑜珈静修处学习超觉
冥想（transcendental meditation）。这段旅居生活是哈里森努力在乐团中提高影响力的结果——他是乐队中最早对印度音乐和哲学思想感兴趣的人——虽然那时的披头士们已经意识到应该重新评估乐队成功的目的。麦卡特尼后来说，“在精神上，我认为我们都有点枯竭了。我们是披头士，这的确了不起......但总有个声音在问我‘嗯，好，成名了是不错，富有了也不赖，但这一切又都是为了什么’”。尽管这是次精神朝圣，尽管这是在离伦敦万里之遥的印度静修处，队内聚集的不安和焦虑很快又显现出来。哈里森怀疑列侬和麦卡特尼利用隐居生活作为素材进行创作，便心生不悦。他抱怨说，“我们来这里不是为谈论音乐，我们是来冥想的！”保罗回应说，“呃，对，小乔治冷静，冷静”。此后，林格•斯塔尔因胃病无法适应印度当地饮食，和老婆莫琳（Maureen）一起离去；而麦卡特尼则觉得进修处太像学校，两周后也与女友简•阿舍（Jane Asher）离去。哈里森和列侬两人一直待在原处，但列侬感觉自己依然深陷苦恼——对自己的婚姻及艺术目标进行更新的需求——无法自拔。后来，列侬听到瑜伽大师玛哈瑞师（Maharishi）猥亵当地妇女的传言，便要求哈里森和他一道立即离开印度。
印度之行的失望似乎使列侬发生了某种转变，他开始觉得人们根本无法相互理解；根据局内人的叙述，此后的列侬看起来总是很愤怒。愤怒之下，其实是巨大的绝望；能够拯救他的只有他自己的艺术，甚至不是信仰。谈到那次失败的朝圣，列侬说，“不过......我一天冥想8小时，我写着这世上最不幸的歌儿”。
回到伦敦，列侬便抛弃了辛西娅，与小野洋子开始了严肃的两人关系及艺术合作。洋子自1966年11月与列侬会面后，就没停止过对列侬的追求，也因此被人们说成是个颇具野心的女人。当时的洋子也处在创伤和失落之中，一方面她失去了与女儿恭子（Kyoko）的接触机会，又按列侬的吩咐放弃了自己的艺术事业。正如她后来说的，“我们牺牲了一切。”也许是出于道德判断或者种族因素，小野洋子成了媒体和歌迷嘲笑的对象：即便在公共场合，也有人直接用“日本佬”，“中国佬”和“黄鬼”侮辱她，有时列侬甚至要保护她免受身体攻击。
对于列侬和洋子两人关系，那些来自外部的侵犯和伤害正好为列侬的愤怒提供了理由，但披头士们的拒绝则只能让列侬感到彻底的孤立。因小野洋子过去的成就，以及列侬和洋子当时的关系，列侬打算把洋子带入披头士的世界。但按乐队惯例，披头士基本不允许来访者进入录音室，更不容许任何人——制作人乔治•马丁（George Martin）和录音工程师杰夫•埃莫瑞克（Geoff Emerick）除外——对乐队工作提什么建议或意见。布莱恩•爱泼斯坦曾在录制某专辑时提了些建议，约翰列侬当众羞辱了这位倒霉的经纪人。当然，洋子进入披头的身份并非访客；列侬将其作为一名资深合作者带入队中。1968年5月，披头士开始制作新唱片，洋子每次都和列侬一同进入录音室。一同席地而坐，不时低声对话，列侬每次起身离去洋子都伴其左右。某日，洋子首次在录音室讲话，她对歌手列侬提了些建议，整个录音室顿时安静下来。保罗站出来说，“傻逼了我，有人在说话吗？那人她妈的是谁啊？乔治，刚才是你说话了？好像你的嘴巴没动啊！”
列侬不是轻言放弃的人。洋子后来说，“他要我加入乐队，这他组的乐队，所以他认为其他人应该可以接受”。尽管洋子进入披头士受阻，但很快洋子和列侬两人的合作唱片就问世了，这就是1968年11月发行的恶名昭著的《两处子》(Tow Virgins)——以全裸夫妇正面照为封面的一张实验唱片。有人认为列侬和洋子的合作是放纵和滑稽的，麦卡特尼则认为洋子使列侬变的更大胆。他说，“事实上，她要的更多，再来点，加倍，再亲热些，脱掉所有衣服。她总是不停的推动他，不过列侬喜欢。没人曾如此推动过他”。也许，麦卡特尼当时还未能理解《两处子》这张专辑更深层的含义：约翰•列侬有无法遏制的势不可挡的愿望，对于他的生活，这种愿望不是救赎就是毁灭；而对于披头士，则意味着解体。乐队得知列侬和洋子开始使用海洛因后，都颇为不解。麦卡特尼说，“对我们来说，这太令人震惊了，尽管我们几个人多少都有些边缘和不羁，但我们都知道界限在那儿，我们不会走到那一步”。
自列侬和洋子开始合作后，列侬与麦卡特尼便极少有共同创作了。同样是在1968年11月，披头士发表了摇滚史上第一张双唱片 《披头士》（the Beatles，俗称白色专辑），这张专辑中收录的30首作品较之以往显得更为多元。尽管其中的大部分歌曲的作者都标注为“列侬，麦卡特尼”，但实际上其中的多数歌曲均由麦卡特尼独立完成。列侬在这张专辑里的贡献包括，“亲爱的智慧”（Dear Prudence），“茱莉亚”（Julia），“幸福是杆暖枪”（Happiness is a Warm Gun）和“革命”（Revolution），歌曲不多，但都是列侬最好的作品。此时列侬的创作状态与1967年时那种偶发的、不连贯的工作状态迥然不同，这种突然迸发的创作力显然与他与洋子的关系脱不了干系。此时的披头士，成熟的不仅是麦卡特尼和列侬，哈里森也成长起来，甚至林格也开始写歌。当然，必须指出的是，这四个男人都不愿其他人对自己的创作指手画脚，也不愿被其他人的光芒遮蔽。他们有太多的素材进行创作，彼此之间又有太多的厌恶，他们在三家不同的录音室录音，每位团员都将他人视作能为自己的创作提供支持的音乐家——此状态让录音室弥漫着火药味：列侬嫌麦卡特尼的“噢吧啦啲，噢吧啦哒”（Ob-La-Di，Ob-La-Da）录制过程冗长乏味，愤懑离去；林格则因保罗抨击他在“返回苏维埃”（Back in the U.S.S.R.）中表现心声恨意，并在2周后退出乐团；哈里森带来了他的朋友，吉他手艾瑞克•克莱普顿（Eric Clapton），只是想为自己的作品“当我的吉他温柔得哭泣”（While My Guitar Gently Weeps）赢得喝彩；麦卡特尼则在整个乐团面前责骂乔治•马丁；最后，音响工程师杰夫•埃莫瑞克也因工作气氛太糟及乐队成员行为不检不再与披头士的合作。白色专辑是张“脱臼”的杰作，尽管它是披头士的顶级之声，但其中不孕有任何希望。几年后，麦卡特尼戏称白色专辑为“紧张专辑”（the Tension Album）。
1968年，披头士也在着手建立自己的公司，苹果公司（Apple）。苹果公司成立的初衷是为披头士提供一个商业上的投资庇护，但它很变成了另一种东西，其中容纳了太多的内容：不仅涉及影视，音乐和出版业，还有电器，房地产，教育等和披头士不搭界的东西，也有人将苹果公司看成某种社会主义试验。“我们不再需要更多的钱，我们处在某种幸福状态中”，麦卡特尼在1968年说，“所以，第一次，老板们参与其中不是为了利润......这是西方的共产主义”。在实践上，公司的主要发展方向逐渐转向发掘和培育新人，苹果公司发掘的一批颇具价值的音乐家包括，詹姆士•泰勒（James Taylor），“坏指”（Badfinger），玛丽•霍普金（Mary Hopkin），杰基•鲁马克斯（Jackie Lomax），比利•普瑞斯通（Billy Preston）和多瑞斯•楚伊（Doris Troy），也曾考虑签约“滚石”（the Rolling Stone），“克罗斯比，斯蒂尔斯，纳什和”（Crosby，Stills，Nash & Young），“芝加哥”（Chicago），“女王”（Queen）以及“德兰尼和邦妮”（Delaney and Bonnie）等已颇有影响力的乐团，但披头士自己不是苹果公司艺人。披头士将1968年8月11日设定为苹果唱片4支单曲的首发日，其中包括玛丽•霍普金的“逝去的时光”（those were the days）和披头士自己作品“嘿，茱蒂”（Hey Jude）。对于“嘿，茱蒂”这首歌，通常的说法是，它是麦卡特尼是为列侬和前妻的儿子朱利安（Julian）写的，其实这歌也涉及到麦卡特尼自己的情感变故。麦卡特尼那时刚与相处多年的女友简•阿舍分手，原因是阿舍发现麦卡特尼和别的女人有染。后来麦卡特尼和他在1967年相识的摄影师琳达伊斯特曼（Linda Eastman）开始了恋爱关系。对保罗而言，“嘿，茱蒂”表达的是他对爱情信仰，也是首情感冒险的颂歌；而对于列侬，它则是往昔合作伙伴的馈赠：“歌词‘去吧，得到他’——潜意识中，保罗在说，走吧，离开我。意识层面，他不想让我离开”，列侬在生命将尽时对《花花公子》杂志透露，“保罗内心的天使说，‘保佑你’，而他内心的魔鬼则不想送出这句话，因为他不想失去他的战友”。后来，披头士在1968年9月的戴维福斯特（David Frost）一档电视节目中演唱了“嘿，茱蒂”，这是乐队两年来首次在公众面前表演。当听众跟着一起高唱，整个现场似乎在相外部世界传达一种美好的信号，披头士和披头迷做为一个共同体似乎还有存在下去的可能。
受那次演出的启发，披头士意识到他们对现场演出依然有巨大的渴求——特别是列侬，他对这种想法尤其兴奋——他们开始安排1月份在伦敦圆形剧场（Round House）进行现场演出，同时打算把排练过程排成纪录片送到电视台播放，披头士邀请迈克尔林赛-霍格（Michael Lindsay-Hogg）指导拍摄此片。
对于音乐，披头士尝试着将新元素揉杂进来，重返更为简单的音乐形式，那种当初燃起披头士摇滚热情的更为原初的东西，即返回五十年代，这样便能改变《帕伯》专辑留在乐迷心中留下的披头士形象。列侬一直将那张专辑视作是麦卡特尼自导自演的空洞表演，并试图切断自己与这张专辑的联系。一支名为“乐团”（the Band）的乐队——鲍勃•迪伦（Bob Dylan）有时候和他们一起玩玩音乐——和此后披头士的音乐走向有着特殊的关联。在伍德斯托克，哈里森曾和这支乐团及迪伦混过一阵，他将该乐团的一张小样——也就是在7年后正式发行的《地下室录音带》（The Basement Tapes）——带回英国，披头士们对专辑中弥漫的那种集体的自发冲动非常着迷，也许这种原始的东西就是披头士正在寻找的。列侬告诉乔治•马丁，“我不要任何你制作的垃圾，我们想要一张诚实的唱片......我不要任何编辑......不要混录。我们只要录下歌曲，仅是录音”。若干年后，列侬的这些话依旧刺痛着马丁。马丁这样评价披头士的音乐，“我认为他们所有的专辑都很诚实”。麦卡特尼聘请格林•琼斯（Glyn Johns）担任第二制作人，参与进录制工作中。不过，此后的录制过程也许可视作对马丁所受伤害的一种慰藉：为了进行“非加工”表演，为达到一次录成的要求，披头士必须事先进行没完没了的排练，整个过程冗长乏味。
拍摄披头士排练过程的工作被安排在特威肯汉姆电影制作室，这意味着乐队排练必须按朝九晚五作息时间进行，这一时段对大多数乐队而言都很难适应。当然，如果披头士们能坚持当初的想法，也许情况不会太糟。但1969年1月2号早晨排练开始后，情况出现了变化：除麦卡特尼外，其他团员似乎已忘记了到这儿来的目的。麦卡特尼尝试让团员们回到正轨，但这是个不讨好的任务，其他团员讨厌麦卡特尼絮絮叨叨和盛气凌人。他们眼中看到的是另一场麦克特尼个人秀，他会指导某个音符该如何演奏，应该采取什么乐速，甚至指导导演的工作。林格说，“保罗想让我们不停地干活，因为他是工作狂”。乔治•马丁觉得麦卡特尼基本上没有其他选择，他说，“保罗有点爱管闲事，其他人不喜欢这样。但这似乎是使大家能聚在一起工作的唯一办法......”。
现在我们能看到的纪录片《随它去》——最初构想的片名是“找回”（Get Back session），最终唱片和电影都以《随它去》发行——反映的就是那一时期的披头士。片中可以看到，恼怒哈里森说，“你根本没有激怒我”，这讲的是，麦卡特尼担心他的音乐指导会激怒哈里森，而哈里森则回应说不论保罗要他做什么都会照办，即便让他什么都不用演。这一著名片段反映了排演过程中矛盾频发的症结所在：麦卡特尼太过急躁且不友好，而哈里森也只能忍受这一切。可以肯定的是，哈里森牢骚满腹是合理的，长期以来列侬和麦卡特尼一直视哈里森为“伴奏者”。但哈里森也有自己的问题。他强烈反对即将进行的现场表演，且随着演出日期的临近，其抗议行为就越过火：林赛-霍格建议采用更宏大、更具异域风格的舞台设计，类似古罗马圆形剧场（Roman Amphitheatre）的那种风格，这可把哈里森恶心坏了，他说，“看上去，那样能使我们有机会搞到更多的傻逼”。
最紧张关系出现在哈里森和列侬之间。多年来，哈里森对自己“伴奏者”的身份十分不满，但他发现小野洋子这个新来的日本女人有时居然可以对乐队事物发表意见，她现在的位置和自己不相上下，甚至比他都强。更糟的是，列侬和洋子那时正在修行所谓的“意识提高术”（Heightened Awareness）——不依靠言语交流来获得人际互动中的更多真相。但在当时的情形下，这种“意识提高术”的真实效果却是关闭了乐手间所有有益的互动。每当出现关键问题，列侬和洋子便一言不发，这让其他人抓狂。此外，洋子每次说到披头士的时候总是漏掉冠词“the”，这让麦卡特尼颇感不快，保罗反复提醒她，“正确的说法是‘the Beatles’，亲爱的”，不过这种提醒毫无作用。对于洋子的去留问题，麦卡特尼也明白只有两种选择，他说，“要么拒绝洋子，让披头士回到四人建制，要么带她一起玩”，保罗选择了后者，一则他不想因此失去约翰，二来他觉得也没办法劝说列侬把洋子留在家里。1月10号下午，哈里森终于爆发了，他和列侬动了手。后来，乔治•马丁告诉列侬传记作者菲利普诺尔曼（Philip Norman），一场争论最终变成了肢体冲突，不过很快就平息了。当天下午，哈里森收拾起他的吉他离开了，临走甩下几句话，“我不来了，在报纸上登个广告吧，再招些人来。以后咱们俱乐部见”。冲突发生时，仅几个人在场，林赛-霍格没能抓下这一瞬间放入史册。在场的麦卡特尼和斯塔尔十分震惊，列侬却很镇定，他唱起“何许人”（the Who）的“来一口酒，他走了”（A Quick One, While He's Away）”调侃哈里森的离去。当天，洋子取代了乔治的位置。她拿起麦克风哼起没有歌词的布鲁斯，而后其他队员也加入进来。剩下的人如果不想让列侬的发条也拧得太紧的话，一起工作缓和气氛似乎是唯一的选择。不过，那次演奏相当出色。稍后，列侬建议招入艾瑞克•克莱普顿替代哈里森：“现在的重点是，乔治离开了，我们还想以披头士的名义继续存在嘛？我确定我是想的”。
1969年1月12号，周六，所有4名团员聚集在斯塔尔家开会，打算处理彼此间的分歧。席间，洋子坚持代表列侬讲话，哈里森再次愤懑离开。当天晚些时候，披头士最终达成协议，哈里森接受了强制性条款：不得再对任何重要的现场演出发表意见，不得在特威肯汉姆电影制作室工作。而洋子依然保留陪同列侬参加所有排演的权利。列侬说，“洋子想要的只是被接受，她想成为我们中的一员”。斯塔尔回应道：“列侬，她不是披头士成员，而且她永远也不是”。列侬也没妥协，“现在，小野就是我的一部分，我们是列侬和小野，我们是一体的”。
哈里森“出走”事件两周后，披头士恢复排练，地点在苹果公司总部地下室的一件录音室。同一天，哈里森带来了管风琴手比利•普瑞斯通（Billy Preston），1962年披头士曾在德国汉堡见过他，普瑞斯通后来和山姆•库克（Sam Cooke）及瑞•查理斯（Ray Charles）一起玩音乐。普瑞斯通参与了剩余的排练活动，他的即兴风格和专业技巧给排练注入了新东西，很大程度上也给这段最后排演时光带来了一丝神圣性。列侬打算将普瑞斯通招进队中成为披头士的永久成员，遭到麦卡特尼的拒绝，他说，“有我们四个人，其实已足够糟糕了”。
1969年1月，斯塔尔受朋友之托，进入《神奇基督徒》（the Magic Christian）剧组饰演其中的一个角色。这样，乐队原定于1月的现场演出必须做出调整，而披头士和林赛-霍格也想赶紧结束目前的拍摄工作。1月29号，某人——传说是林格，也有人说是保罗或林赛-霍格——建议次日下午在苹果公司楼顶露台进行现场演出。30号下午演出前夕，哈里森和斯塔尔在电梯间里突然犹豫起来，他们对于是否要参加这类演出不很确定，最后时刻，列侬说，“呃，操，我们去演”。披头士及普瑞斯通等人登上了楼顶临时搭建的舞台，在阴郁的冬日表演了近一个小时，当年的利物浦小伙已历练成颇具领袖气质的音乐家。1966年以来，这是披头士唯一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现场演出，也是最好的一次。纪录片《随它去》的最后一段，可以看到列侬和麦卡特尼彼此交换着笑容。此刻，两人关系的真相被朴素的昭示出来：那是一种血亲关系——有着家庭般的共同历史，有着永远不忘的共同语言。不过，这场让人颇感温暖的冬日演出并没能挽救即将发生的一切。
据说，上文提及的列侬与哈里森肢体冲突一事起因于某报1月份刊发的一篇评论，列侬在文中说，苹果公司如按现在的速度亏损下去，他——且包括披头士——到年中就会破产。哈里森和麦卡特尼对列侬散布公司的内部消息非常不满。列侬所说的也许有些夸张，但苹果公司确实处于失控状态。签约艺术家，购买萨维尔街的办公楼，给朋友们和雇员们支付高薪，都让苹果公司支出飚升。和麦卡特尼一样，其他披头士成员也是苹果公司的主管，但在对公司经营至关重要的第一年，却只有麦卡特尼一人对公司运营有兴趣。哈里森甚至告诉朋友他恨透了苹果公司，那就是个“装满疯狂的地方......还有各类食客”。除了麦卡特尼外的其他团员对经济现实毫无概念，他们只知道按需或按欲进行消费，苹果公司落到只有囤积各种账单的份儿上也就不足为奇了。麦卡特尼曾试着削减公司支出，却遭到其他成员的抵制；保罗警告公司存在严重经济问题，有人说为他钱过分担心是老掉牙的定势思维。麦卡特尼说，“这么说我就有点不厚道了......我说的任何话似乎都是错的”。麦卡特尼回忆他曾经警告列侬，所有成员中尤其是他花费巨大：“我说，‘你看，列侬，我是对的’，列侬则回应道，‘你他妈当然是对的，您能错吗？您一向正确，不是么？’”
公司状况每况愈下，一名会计辞职时甚至直言不讳的留了张便条，上书“您的个人财务混乱”。事情发展到了这一步，麦卡特尼和列侬认为苹果公司必须要找个得利帮手了，公司事物该由新经理负责打理。很快，麦卡特尼找到了合适人选，这就是琳达的父亲李•伊斯特曼（Lee Eastman）以及她的兄弟约翰•伊斯特曼（John Eastman），两人都是纽约律师，擅长艺术家代理。麦卡特尼相信伊斯特曼家族可以有效的管理苹果公司，并挽救乐队财富。其他三位团员对麦卡特尼的人选怀有戒心，他们认为麦卡特尼负责处理的事情太多，操控了乐队的命运，他们不想让麦卡特尼未来的家庭成员也来监视乐队的生意。尤其是列侬，更不可能允许他以前的搭档如此轻易得占了上风。
艾伦•克莱恩（Allen Klein），一名一直在寻找机会和披头士搭上线纽约会计师，他因帮音乐家追讨损失的版税而闻名，曾是歌手山姆•库克的经济人，还为包括滚石在内的一些英国乐团做过商业经理。不过，克莱恩也背有不守职业道德的恶名，当时尚在接受一家美国金融机构的调查。他曾为爱泼斯坦提供过帮助，帮乐队赚了一大笔钱，但爱泼斯坦甚至拒绝了克莱恩握手的请求。即便如此，他依然想和披头士接洽。克莱恩读过那篇列侬关于披头士即将陷入经济危机的评论，诱使苹果公司主管皮特•布朗（Peter Brown）将自己引荐给列侬。1969年1月28日，就在披头士露台演出前两天，克莱恩在伦敦一家酒店见到了列侬和洋子。他非常了解披头士的音乐，并知道如何让列侬表现出善意：那就是极力夸奖列侬对披头士作品的独特贡献，他向列侬许诺能够维护洋子作为艺术家的合法性。此外，他还向列侬传递这样的信息，两人同样具有某种敏感性，都有街头智慧，这让他们在残酷世界得以生存。当晚，列侬和克莱恩签草签了协议。次日，列侬将这件事通知了EMI公司及其他披头士成员。列侬说，“我不会给其他乞讨者他们想要的东西，但为了我自己，我给了艾伦•克莱恩”。
麦卡特尼依旧极力推荐让伊斯特曼家族打理乐队和公司事务，并召集公司核心成员专门商讨此事，这次回忆中，艾伦•克莱恩把对手推入了他早有设计的陷阱，他指责李•伊斯特曼为诡计多端的犹太人（李在几年前放弃了他的家族姓氏爱泼斯坦，这是个犹太姓氏），随后列侬一道攻击伊斯特曼。伊斯特曼愤怒的回骂克莱恩为“鼠辈”，随后他和麦卡特尼离席而去。1970年，列侬对滚石杂志说，“我不会让伊斯特曼接近，我不会让那样的一个畜生接近我”。克莱恩的行为越阴险，伊斯特曼就会为自己做越多的辩解，而列侬和洋子则越会觉得是他们拯救了披头士。在哈里森和斯塔尔同意的情况下，克莱恩最终胜出。90年代中期，哈里森谈及此事，他说，“因为我们都来自利物浦，我们喜欢来自街头的人。而李•伊斯特曼是那种阶级意识很强的人。当列侬和克莱恩打算走到一起，我们加入进来整个事情会容易一些。”尽管当时已经不再信任克莱恩的米克•贾格尔（Mick Jagger）曾劝说披头士不要和克莱恩走的太近，还专门给麦卡特尼写了条子，但于事无补。
在披头士最糟糕的时刻，沉重打击披头士的不仅是乐队在公司人员任命一事上的重大分歧，还有接下来两个月里发生的一切：披头士先是失去了征用爱泼斯坦生前公司NEMS的机会，随后列侬和麦卡特尼作品的版权官司又输给了北歌（Northern Songs）公司。这段时间中发生的其他重要事件还包括，1969年3月12日，麦卡特尼娶了琳达•伊斯特曼，
列侬和洋子在3月20号成婚；就在麦卡特尼婚礼的同一天，哈里森和他老婆因非法拥有大麻被捕（一个月前，列侬和洋子也因同样问题被同一间警署逮捕）。在公司经营方面，尽管克莱恩信誓旦旦，且有列侬、哈里森和斯塔尔的支持，但他根本挽救不了商业上的颓势。
1969年5月9日晚，奥林匹克录音室（Olympic Sound Studios），艾伦•克莱恩在外等待；室内，列侬，哈里森和斯塔尔三人受其委托，要求麦卡特尼在一份聘用克莱恩为经理为期3年的合约上签字。麦卡特尼以克莱恩要求的20%的佣金太高为由拒绝签字。事实上，他只是不愿听命于艾伦•克莱恩。他说，“我是这么看的，那就是我必须拯救披头士的财产”。当晚会议没有任何结果，彼此带着恨意和怒火离去。本质上，这是场列侬与麦卡特尼之间的战争；两人都拼命抢占先手，没人输得起。数日后，麦卡特尼妥协了，不过他耍了个花招：他口头同意其他三人与克莱恩签署合约，但己拒绝在合同上签字。不论是克莱恩还是其他披头士成员都不认为这一举动事关对乐队规则（一人一票制）的理解，毕竟多数披头士成员都同意了。拒签一事也许是披头士解散阶段，麦卡特尼唯一一件干漂亮的事儿——在披头士悲剧故事尾声：凭借这份他未签名的合同，麦卡特尼让法庭相信他与其他披头士成员不再有合约关系，与克莱恩之间也不曾存在合约关系。
此后，麦卡特尼对苹果公司彻底死心，很少关心公司事务，现在他痛恨这个地方，也不再去萨维尔街办公室。当麦卡特尼试图联系克莱恩时，这个披头士新任经理有时会拒接他的电话，克莱恩曾告诉接线员说，“告诉他，等周一回电”。
尽管乐队在摄制“找回”（Get Back session，即后来的《随它去》）一片时工作得颇为辛苦，披头士又重新集结起来，投入到最后一张专辑的制作中去。后来有传言说，披头士知道彼此的合作即将结束，打算推出一张精良的专辑，好为盛名划上完美的休止符。其实早在1969年在1月，“找回”（Get Back session）一片的拍摄的收尾阶段，披头士已经断断续续开始了《艾比路》（Abbey Road）的录音工作，1月录制的作品包括列侬和麦卡特尼两人的“约翰与小野小调”（The Ballad of John and Yoko）及哈里森的“棕色旧鞋”（Old Brown Shoe）。1969年5月，也就是麦卡特尼据签事件的那段时间，他私下找到制作人乔治•马丁，劝其重新出山，并保证披头士会好好表现。1969年7 月1日，乔治•马丁重返艾比路录音室，音响工程师杰夫•艾莫瑞也被麦卡特尼请回队中，从这天起，披头士最后一张唱片的录制工作开始了。开工当日，列侬因前不久发生的车祸——当时车上还有洋子，朱利安和恭子——请求推迟进入录音室。颇为戏剧性的是，后来列侬进入录音室时，不仅带着老婆洋子，还带着一张床，为的是让尚未痊愈的洋子可以在床上参与专辑录制并提供点评。对此，其他披头士成员没敢抗议。EMI唱片的工程师菲力•麦克唐纳（Phil McDonald）回忆说，“其他3个人其实都有点怕他，约翰是个有实力的人物，尤其是和洋子在一起，简直就是双倍火力”。
录制过程中，乐手间依旧是矛盾重重争吵不断。某日，保罗缺席排练，列侬盛怒难平直接闯进麦卡特尼的住所找他理论，还搞坏了他送给保罗的一张油画。甚至对于曲目的安排顺序也有争论，列侬想把自己的歌和保罗的歌分别放在唱片的两面，双方僵持不下，最终采取了折中方案，即大多数独立歌曲放在一面，合作歌曲放在另一面。某种意义上，这种曲目安排让乔治哈里森的作曲才华在最后一张披头士专辑中得以突显，唱片A面收录的哈里森的两首歌曲“某些”（Something）和“太阳升起”（Here Comes the Sun）堪称1969年夏天披头士最好的两个作品。从乐队发展史看，《艾比路》是披头士解散之前为世人留下的一张杰作（尽管列侬后来以太过“油滑”贬低这张专辑，将它说成是适合麦卡特尼“去拯救的神话”），展示了乐队的全面成熟。
1969年9月26日，《艾比路》唱片发行，在此之前披头士的伙伴关系已经结束。9月13号，约翰•列侬和小野•洋子，带着包括艾瑞克•克莱普顿在内新班子，参加了多伦多摇滚音乐节（Toronto Rock&Roll Revival），这次经历使列侬相信他不能再被老乐队的束缚了。一周后，在苹果公司的会议上——克莱恩，披头士和洋子出席——麦卡特尼再次劝说队友们重返舞台，上路巡演。列侬回答说，“你可真呆。我本来不打算告诉你，但我现在要说，我正在解散乐队。这感觉很好，就像离婚”。
对于列侬的这番言论，在场众人不知是该表示震惊，还是该将其视作列侬又一次的个人表演而保持冷静。没有人——包括洋子——知道那天会发生什么。麦卡特尼说，“噢，我们的喉舌要退出了”。麦卡特尼和克莱恩首次在这件事上达成一致，同意列侬退出的决定。并劝说列侬在未来两个月内先不要发布这个消息。克莱恩刚完成一宗交易，将披头士的版税大幅度提高，他可不愿让EMI公司知道披头士已经解散。再加上，克莱恩和麦卡特尼都相信列侬很可能会事后反悔；对列侬来说，在极端之间摇摆并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洋子作为一个长期受其他披头士排挤的女人，作为列侬的妻子，那一刻她的痛苦并不比其他人少。后来她告诉菲利普•诺尔曼，“我们从车上下来，列侬转过身来对我说，‘这就是披头士。从现在起，只有你，好吗？’我想，‘天哪，其余3个披头士，列侬曾经的亲密队友，和列侬在一起那么长时间了，现在我必须独自一身成为那个担起重负的人。’”
随后的几个月，列侬向外界透漏过一些暧昧信息，如列侬1970上半年曾告诉《滚石》杂志和《新音乐通讯》（New Musical Express），说披头士可能会再出专辑，也可能会参加加拿大的“夏日与平音乐会”。哈里森也在谈论披头士再次巡演的可能性。谈到未来那场虚构的巡演，列侬说，“你知道，对于我们几个人而言它可能意味着又一次重生”。但麦卡特尼觉得事情似已无法挽回；这支乐团——自15岁起就是他生命的一部分——与保罗间的裂隙已无法弥合。他告诉伦敦的《标准晚报》（evening standard），“列侬和小野相爱，不再爱我们三个人了”。1969年冬天，保罗和老婆琳达及两个女儿一直闭门不出。保罗昼夜饮酒浇愁，完全不碰音乐。皮特•卡林（Peter Carlin）的《麦卡特尼的一生》（Paul McCartney：A Life）一书中透漏，妻子琳达难以忍受陷入极度抑郁的保罗，她曾和朋友说，“这就是我现在的处境......我嫁给了一个酒鬼，一个不洗澡的酒鬼”。她劝说保罗，“你不是必须要如此痛苦，你已经是个成熟的男人了”。1969年圣诞节，麦卡特尼接受了妻子的建议，以独立音乐人身份开始创作自己的新专辑。1970年3月，保罗致电列侬通知自己退出披头士。他的亲密战友回应道，“好啊，我们两人终于在情感上接受这件事了”。
1970年头几个月，原本尚存的披头士重新复和的微弱希望，因列侬、克莱恩和哈里森所犯一系列错误而被熄灭。这话要从最后两张专辑说起，1969年2月“找回”（Get Back session）一片的拍摄及录音工作已经结束，克莱恩打算将电影和唱片——即1970年5月以《随它去》为名发行的影片和唱片——同时推出。录音师格林•约翰（Glyn Johns）曾打算在1969年就把这张专辑发了；保罗说他对这件事没有异议，但列侬对唱片制作非常不满意。讽刺的是，这个原始小样其实非常接近列侬一再强调的粗糙且原始（rough-and-row）的录音美学。1970年，克莱恩想把这张专辑作的更为商业；3月份，列侬将1969年1月的录音——列侬形容它为“最屎的一堆录音垃圾，其卑鄙污秽感永远挥之不去”——转交给发明“声墙”（wall of sound）录制技术的著名制作人菲利•斯佩克特（Phil Spector）做后期处理。不论是克莱恩还是斯佩克特都不想让乔治•马丁参与后期制作。斯佩克特说，“从我的团队考虑，不会让他进来，他只是一个指手画脚的人，仅此而已”。斯佩克特的处理大大违背了麦卡特尼的初衷，尤其是对麦卡特尼的挚诚小调，“漫长路”（the Long and Winding Road）的肆意篡改（斯佩克特在原始录音上又叠录了竖琴、铜号、交响乐以及女声和音）。听过斯佩克特重混后的东西后，麦卡特尼愤怒的要求再做修改，但克莱恩告诉他时间不够。1970年3月，听到斯佩克特重混录音带后的第九天，麦卡特尼宣布离队。
麦卡特尼原本打算于1970年4月24日发行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当克莱恩，哈里森和列侬听说后，要求麦卡特尼的个人专辑的发行时间必须改到6月4日之后，以允许同样定于4月24发行的《随它去》先期面世。列侬和哈里森安排斯塔尔做信使，登门拜访保罗并把大家的意见传达给他。麦卡特尼听到斯塔尔带来的消息，愤怒的将斯塔尔扔出屋外。斯塔尔返回后也觉得大伙对保罗做的太过分，并问大家是否同意让麦卡特尼按原先的时间发行专辑。哈里森和列侬同意了，这样《随它去》的发行时间被推迟到5月。麦卡特尼当时对一家报纸说，“我们都在谈论和平与爱，但事实上我们根本就不想和平”。也许麦卡特尼的退出并不出人预料，但他退出的方式却是其他披头士始料不及的。麦卡特尼后来说，“我不能只让列侬控制局面”。4月，保罗在发行首张同名个人专辑的同时还发布了一篇自我采访，文中有这样的问答：
Q：你挂念披头士吗？
A：不.
Q：你是否打算和披头士一起出新专辑或单曲呢？
A：不会。
早在约翰•列侬告诉世界“梦做完了”之前，麦卡特尼经向媒体公布了乐队解散的消息。列侬认为保罗的做法简直是令人无法接受的冒犯。列侬说，“这事儿应该我做，应该早点下手，不这么做我不是蠢嘛，用这件事儿去贩卖一张唱片。”披头士原本就是约翰•列侬的乐队，在他心里，乐队的命运与他息息相关，“我建了乐队，我来解散它，就这么简单。”保罗告诉拜瑞•迈尔斯，“我觉得这完全是妒忌”。当时，麦卡特尼还向报纸澄清说，“林格先退出，然后是乔治，再下来是约翰，我最后一个离开！所以我不是罪魁祸首！”
麦卡特尼宣布退出后，想和苹果公司划清界限，他不愿艾伦•克莱恩对他的音乐指指点点，更不愿他从中获利。他打电话给哈里森寻求共识，乔治却说，“你还得呆这个该死的唱片公司里。”麦卡特尼又给列侬写了封长信，要求离开披头士组织，列侬只回了一两句不置可否的话。麦卡特尼威胁说他要上诉，又遭到克莱恩的嘲笑。1970年12月31日，麦卡特尼正式向当地法院上诉，要求解散披头士。克莱恩后来承认他没料到保罗真得会诉诸法律。其他三位披头士在法院陈述说，不需要解除团体关系，事情并没那么糟，他们依旧在一起做音乐，唯一有问题是保罗以及他霸道的行事风格。
法官认定麦卡特尼的请求合理，将披头士可观的财富先交由一个接管机构管理，直到理清细节再做分割。1973年，其余三名披头士与克莱恩的合约到期，且不再续约；三个披头士对克莱恩也失去了信任。随后，因苹果公司财产分割问题，哈里森，列侬和斯塔尔对克莱恩提起诉讼，克莱恩因欺诈罪被判入狱两个月。克莱恩这件事解决后，哈里森说他不介意重组披头士。在此之前，先要解除旧的乐队关系，但签署解约文书那天，列侬拒绝露面。据列侬身边的人说，那天，他显得惊慌失措，因为这意味着披头士真的完了。也许列侬从来就没想过要真的解散披头士。
可以确定的是，列侬的易变和愤怒毁了披头士。就在列侬宣布离队的那次会议上，列侬其实是在为多年来的自我怀疑和不满寻找出口，并将这个出口对准了麦卡特尼。列侬觉得，保罗总在故意遮蔽他，保罗在录音室花太多的时间就为获得他想要的声音，还用他擅长的旋律主义博取制作人乔治•马丁的赞美。此外，在列侬看来，保罗写的歌太多。谈到披头士录制《魔幻的神奇之旅》的时候，列侬说，“你已经有5或6首歌了，我想，‘操，这进度，我可赶不上’。所以我不该为此烦恼，我想，我其实并不真正关心是否能写那么多，我相信我不在乎，如果你们不亲自邀请我做这个专辑，如果你们三个不说，‘我们喜欢你的作品你就再写点歌吧’，我就不会去写”。不过，列侬又补充道，“重点其实不在证明自己，我也没那精力去证明。”
披头士解散后的几年里，列侬，哈里森和斯塔尔还常在一起玩音乐，而与麦卡特尼的合作则极少。时间流转，列侬和麦卡特尼的关系也有些缓和，但依旧保持着距离，也不再一起创作。1974年，两人曾在洛杉矶的某个录音室内一起玩了会音乐；而在约翰和洋子的复合过程中，保罗麦卡特尼也起了关键作用。
1980年，列侬于纽约街头被枪杀。1990年代中期，因录制《披头士选集》（The Beatles Anthology）中列侬尚未完成的歌曲，麦卡特尼，哈里森和斯塔尔以披头士的名义临时重组。2001年，哈里森死于肺癌。保罗•麦卡特尼在李•伊斯特曼和约翰•伊斯特曼的帮助下成为演艺圈中最富有的人。1998年，琳达•麦卡特尼死于乳腺癌。
披头士的兴衰就像一场爱情，爱情会因它如何收场就有损它的鲜活么？当然，这是可能的，但是结局无法抹去历史，仅能封存。
披头士的故事向来大于披头士本身，不论作为乐团或是一个个当事人，它都是关于一个时代的故事，一代人争取新的可能性的故事；也是可能性被实现后发生的故事，是美好愿望远去后发生的故事。是的，这就是个爱情故事，且爱情永远不仅是幸事：唯有爱，而非其他的东西让这些利物浦青年走到一起追逐梦想，唯有爱，让他们彼此伤害，以他们无法承受的方式。约翰•列侬，尤其是他，必须亲自打破这场爱情，保罗•麦卡特尼痛恨看到这场爱情当面被撕碎。都过去了，尽管都过去了，爱情造就的一切——每一场奇迹——依旧回荡；但心，受过伤的心，永远无法从中恢复。“一切都那么久远”，多年后乔治哈里森谈起披头士时说，“有时我问自己，是否我真的去过哪儿，是否那只是一场梦。”
披头士都在那儿，它确实是个梦。它将我们托起，它让我们心碎，神话还在延续，但不再能改变时代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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