咨询室中的一小撮－诊断还是不诊断

临床上会有些来访者，当他们和咨询师访谈过几次后，咨询师似乎不很确切知道他们为何要来咨询，或认为他们没有必要花费时间和金钱在咨询上。

最近教研室的病例讨论中，H-F和H-M的病例报道多多少都碰到了类似的来访者，即似乎不必咨询。尽管这两个来访者，在行为举止上似乎都有些显而易见的问题，如H-F的病例中不住的挤眉弄眼，H-M的病例中明显的焦虑动作。这两个来访者之所以到咨询室来，背后的原因似乎是到咨询室咨询是其降低“驱力”（非传统意义的）的一种手段。咨询室作为一个出口，或意象上的垃圾站，他们知道那里可以将内心的冲突倾泻，以使得自己可以达到某种平衡。

一般非精神卫生系统的咨询机构和学校，总有一部分这样的来访者存在。通常情况下，一般人可以通过与朋友交谈的方式得以宣泄。咨询室爱好者则受到媒体的影响，加上身边资源的不足，更可能认为咨询是一剂灵药。当然在咨询室总会发现他们身上存在一些问题，谁又能没问题呢？如果按照社会适应的标准，每个未被充分异化的个体，在被社会抛光的过程中，都会在内心喊疼；进一步的，人，终其一生不都是在适应麽。MSN大学同学以前用过一签名“生活就是一团缠在一起的面条”，每一件事都和其他的纠结在一块，所以来访者当初没有确切目的来访，随咨询进展可能会逐渐发现很多“问题”，甚至一些适应良好的“问题”在咨询后反倒会感到忧心忡忡。当性心理学中异装癖已经不被视作变态的今天（如果当事人适应良好的话），从临床角度看，一些不太禁忌的问题是否被过度咨询？

很大一部分找不到主题就前来咨询的人，尤其是青年，大多数都有“自我统合”的问题，这在中国其实是社会问题，人该成为怎样的人，杨说的青春期后置大致就是这一个意思，按西方教科书中的理论，自我统合是该在青春期完成的任务，到了中国，时间可能要被推迟到大学年龄段，或更晚，比如开始工作以后。如果是社会文化因素造就的自我统合普遍较晚，那是否有必要将青春期后置作为一种准诊断？很多问题是社会适应中的正常情况，在当前的中国情况似乎更为突出。这部分来访者似乎不需扣上适应不良的帽子，尤其是对于来访者，他们主动或被动的将自己置于一种高暗示状态。这种情况下，咨询师的作用显然不在明确诊断，也不在于为其生活指明方向，在于发掘其可用资源帮助其自己“治愈”自己。没有人可以替代别人生活，咨询就像登山时的拐杖，用完希望你能自己行走。

不过在中国这个大工地上行走，并不容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