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西法效应出炉纪[03]

——斯坦福大学囚禁心理学之模拟研究
原文：Philip Zimbardo；
编译：drugstore@

一名访客
按事先计划，我独自坐在监狱中焦急等待入侵者。意料之外的是进来的是我的同事，前耶鲁大学研究生室友戈登鲍尔（Gordon Bower）。戈登听说我正在做一个试验，过来看看情况。听过我的介绍后，戈登问了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呃，这个研究中的独立变量是啥？”听的我又惊又气，我手头有个越狱阴谋要处理，狱警们和我的监狱岌岌可危，而你戈登在这时出现，来谈什么狗屁的学术问题，这个关心独立变量的家伙着实让人愤怒！过了片刻，我才意识到我的身份——一个监狱主管，而非从事研究的心理学家——已走的太远。
——讨论：在这样的探索性研究中，研究者面临的问题之一是如何界定“数据”。此外，如何才能最大限度地减少实验者偏见对研究结果的影响？主要研究人员担任监狱主管（prison superintendent）有何危险？

得赚回来！（Paying Them Back）
上述所谓的“劫狱“传闻后来被证明只是个传闻，当天并未发生什么。回想一下我们对此事所做的准备！我们花了一整天的时间准备挫败劫狱阴谋，乞求警察署助迁移我们的囚犯，我们拆除了大部分监狱内部设施，我们当天甚至没有收集任何试验数据。这烂摊子如何收拾？这些努力付之东流后，我们的沮丧和被愚弄感可想而知，为此必须有人付出代价。此后，警卫能做的就是将折磨和侮辱升级，囚犯们必须做粗活，不停的工作，比如让囚犯们徒手清理坐便器。狱警增加了体罚次数，随时随地命令囚犯做俯卧撑和蹦跳（Jumping Jack），并将点名次数增加到每几小时一次。

一个卡夫卡式的元素（A Kafkaesque Element）
在研究的这个时点上，我邀请了一名有监狱牧师经验的天主教牧师对监狱的真实状况进行评估，事后看来真有点卡夫卡式氛围（译注，作者大概是把卡夫卡的审判投射过来了）。牧师邀请每位囚犯做个别访谈，我惊奇的看到一半的囚犯用自己的囚号介绍自己，而不用自己的姓名。寒暄一阵后，牧师提出了他的关键问题：“我的儿子，你为离开这里做了什么？”，囚犯们对这一问题感到困惑，他解释说，能走出监狱的唯一办法是寻求律师的帮助。还告诉囚犯如果他们需要他自己可以主动联系其父母去获得法律援助，有些囚犯接受了他的提议。牧师访谈这种设置进一步模糊了角色扮演和现实世界之间的界限。日常生活中这名男子的真实身份就是神父，他早已学会了如何去扮演自己的刻板角色（stereotype），他说话的时候十指交叉，用程序化方式谈话。怪诞在此出现了，他看上去更像一个电影版神父而非一名真正的牧师，因此我们都感觉，他的出现在我们快走到头的角色扮演和我们真实个人身份之间又增加了不确定性。

#819囚犯
＃819囚犯是唯一一名不想和神父谈话的人，他总感到恶心，拒绝吃饭，想去看医生，但拒绝见牧师。最终，他被说服走出牢房和牧师及监狱主管交谈，我们的理由是让我们看看他到底需要啥样的医生。交谈过程中，#819突然瘫倒在地，开始嚎啕大哭，就像我们早先释放的那两个青年。我解开他的脚链，摘掉头套，让他到临近监狱活动区（yard）的囚室休息。我告诉他待会儿会给他带些食物过去，然后带他去看医生。就我做这些的时候，一名警卫命令其他犯人排成一队齐声喊：“惩教主任先生，819是个烂犯人，819你干的好事，让我们的牢房一团糟”，囚犯们如此喊了十多次。我意识到＃819听得到他们的呼喊，于是到他的牢房看看情况，当时他正无法自已的哭泣着，合着囚犯们控诉的喊声。入狱第一天那种大声喧哗和相互逗乐的笑声交织起来的混乱声响已不复存在，现在的喊叫完全是整齐划一的，囚犯们众口一词：“＃819太坏”。我建议819和我一起离开，但流着眼泪的819拒绝了，他说自己不能离开，因为别人给他贴上坏囚犯的标签，尽管自己感到恶心但还是要回去，以证明他不是一个糟糕的囚犯。这时我说，“听着，你不是819。您是[他的名字]，我的名字是津巴多博士。我是一名心理医生，而不是监狱主管，这里不是真实的监狱，只是实验模拟，这些都是学生，而不是战俘，他们和你一样。你走吧”。他突然止住哭泣，如梦方醒的抬起头说：“好吧，我们走。”

假释委员会
第二天，所有认为自己有理由被假释的囚犯被拴在一起，然后被单独提交给假释委员会。委员会主要由囚犯们不认识的人组成（系秘和研究生等），由我任最高监狱顾问。假释听证会期间发生的几件事令人印象深刻。首先，当我们问囚犯，如果他们获得假释，我们是否可以没收他们被入狱时所带的钱财，大多数囚犯同意了。听证结束前，每位囚犯都被告知先回牢房，等待对其假释请求的商讨结果。所有囚犯都服从了，其实，他们有更简单的方法取得同样结果，那就是退出试验。他们服从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他们觉得无力抵抗。囚犯的现实感已被扭曲，他们不再将监禁视作实验。假释听证会期间，假释委员会的领导者，也就是我们的监狱顾问（他自己有着连续16次假释请求被拒绝的真实经历），也表现出意想不到的变化。本试验中他完成了从一名受害者向专制官方形象的角色转换，当试验结束后，他对自己当时的表现感到极度恶心。

警卫类型
试验进入第五天，犯人和看守之间的关系有了新的变化。狱警们更容易进入其工作状态，他们发现工作有时枯燥，有时也很有意思。我们的狱警大致可分为3类，首先是那种很强硬也很公平的狱警，他们严格遵守监狱各项规定。第二种是所谓的“好人”型警卫，他们是可以为犯人帮点小忙，从来不惩罚犯人的看守。最后一种是敌对性很强的看守，他由着性子变着法儿的侮辱囚犯，这类狱警似乎非常享受他们掌握的权力。但必须指出的是，这些狱警进入试验之前所接受的各项人格测验无一能预测他们在监狱中的表现。在这个试验中我们发现人格和监狱行为表现间的唯一联系是，崇尚权威主义（authoritarianism）的囚犯较其他人更能够忍受这一模拟的独裁监狱环境。
——讨论： 2003年，美军士兵虐待阿布格莱布监狱（位于巴格达以西20英里）关押的伊拉克战俘。囚犯被剥光，头上套袋，被迫接受各种性羞辱。这和斯坦福监狱试验中的种种现象有何相似或不同？

约翰韦恩（John Wayne）
在我们的研究中，囚犯给最残酷的警卫起了个绰号“约翰韦恩”。后来我们了解到，布亨瓦尔德纳粹集中营（Buchenwald）中最臭名昭著的警卫的绰号是“汤姆米克思”（Tom Mix）——大致是约翰韦恩的上一代人，他在集中营中因其虐囚时的狂野牛仔气质闻名。对比之下，我们要问，“约翰韦恩”究竟是从哪儿学来的这种“狱警风格”？我们不得不问的问题还有，他或者其他人进入此一角色究竟有多容易？一个智力正常的，心理健康的“普通”男人成为罪恶之人究竟能有多快？

囚犯的应对风格
模拟监狱中的囚犯以不同的方式应对其挫折感和无力感。四名囚犯以情感崩溃作为逃避监狱情境的手段。一名囚犯当他得保释请求被拒绝后通过心身疾病（全身皮疹）发作作为应对。其他人的应对方式则是试图做一名好囚犯，他们尽一切可能服从狱警命令，尽量满足警卫要求，其中一人甚至被人称作“军士”（Sarge），他会以执行军事任务的态度服从狱警的所有命令。研究结束时，囚犯们已被瓦解，不论作为群体还是个人，他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团结，只是一个个孤立隔绝的个体，就像战俘或住院的精神病人。警卫完全控制了监狱，那些盲从的囚犯听由专制狱警的摆布。

最后的叛乱
试验结束前，我们见证了最后的叛乱。#416作为我们备用囚犯加入到研究中。他不像那些已经经历过逐步升级的狱警折磨的其他囚犯， 416刚进入模拟监狱，他的恐惧就升至顶点（full-blown）。老囚犯告诉他退出是不可能的，这是个真正的监狱。#416通过绝食来争取释放。狱警几次试图让#416进食均未成功，便宣布要将其投入禁闭室3小时——其实监狱规定禁闭时限为1小时——416依然拒不服从。按理说，#416的表现理应成为其他囚犯的英雄。不过事实正好相反，其他囚犯将其视为麻烦制造者。狱警头目利用这一情绪，让其他囚犯决定416的命运：如果囚犯们愿意放弃自己的便桶，那么416就可被放出禁闭室；如果没人愿意那么416将被关在禁闭室一整夜。
——讨论：你认为囚犯们会如何选择？
大多数人选择，让416在禁闭室呆上一整夜以保住自己的便桶。我们后来进行了干预，把416送回了自己的牢房。

试验该结束了
试验第五天夜里，一些来访的父母要求我和律师联系，以便他们的儿子能被释放。他们说，一名天主教牧师曾打电话告诉他们如果他们想保释他们的儿子出狱，应该得到律师或公设辩护律师的帮助！我按要求打电话给律师，他第二天来监狱和囚犯们谈了些标准化的法律问题，尽管他也知道这只是个试验。很明显，这时我们不得不结束研究了。我们制造了一个高压情境——囚犯在这种情境下出现了退缩及病理行为方式，而其中一些警卫的行为则是虐待狂式的（sadistically）。即使那种“好”狱警也感到无法干涉监狱虐待，且在试验过程中没有警卫主动退出，还应指出的是，狱警换班时根本没有迟到现象，狱警也不会提前离岗，也没有因超时工作要求额外支付加班费。我过早结束该研究有两个原因。首先，通过录象带我们发现，午夜时分狱警认为当时没有研究人员的监视私自加剧了对囚犯的虐待。无聊和厌倦驱使他们对囚犯进行越来越越过分的人格侮辱，且带有色情成分。其次，斯坦福博士克里斯蒂娜马斯拉奇（Christina Maslach）[译者8挂，此女当时好像正和金巴多谈着恋爱，现在她是加州大学的一名教工]看到囚犯们排成一排，头上套着袋子，腿被拴在一起，手放在对方的肩上，绕着厕所跑步后，非常愤怒，她要求对警卫和囚犯进行访谈，她说：“你们对这些孩子做的事情太可怕了！”。其实已经有50个或更多的“局外人”见过我们的监狱，而她是唯一一个对本试验的道德性提出质疑的人。至此，这项在仅进行了6天（原定两周）的监狱模拟试验只得结束。最后一天，我们开了一系列碰头会，第一次是和所有警卫，然后是和全体囚犯（包括已被释放的），最后一次会议召集全体警卫、囚犯和工作人员一同参加。这样做是为了让大家把情感放开，彼此描述每个人所观察到的自己和其他人，并分享我们获得的经验，无疑这些内容对参与的每个人都有深刻意义。我们也试图通过对模拟情景下呈现的冲突和行为现象之讨论，对参与者进行道德再教育，例如，我们会重新思考某一情景下是否存在另一种更为道德的选择，以便我们可以在将来生活中能够用更道德的方式行事，以及如何避免那种将普通人变成“乐意作恶者”或“邪恶的受害者”之情境的发生，或如何与这种情境做斗争。
讨论：会议中所有囚犯都对试验已经结束感到高兴，但大多数狱警对试验提前结束感到不安。你认为狱警为何如此反应？

试验结束两个月后，＃416囚犯——那位被关在禁闭室几个小时的英雄告诉我：“当时，我开始觉得我的身份正在丢失，是那种我称作“泥土”（clay）的家伙们（译注：他的意思是说那些“不作为”的囚犯）把我关在这个地方，是那些自愿进入这个试验的人干的好事——这是一个监狱，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它是个监狱，它不是模拟试验，只不过这个监狱由心理学家建立的，而非国家行为。我开始还认为决定去监狱这个事情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直到最后我已经不是我了，是416，一个数字的时候才意识到它的严重性。”现在，将他的反应和另一名真实囚犯做个比较，另一位参加试验的囚犯从俄亥俄州看守所写信给我，他刚结束了一段非常长时间的单独禁闭：“我刚结束为期37个月的禁闭。他们强迫我不能发出任何声响，甚至我对临监舍的同伴吹口哨，也会被狱警痛打，喷射化学药剂，踩踏，甚至被扒光了扔到水泥地的囚室中，里面没床，没盖的，没脸盆，连厕所也没有......我知道，小偷必须受到惩罚，这我不辩解。但现在我不认为当我被释放后还是个小偷。在这里我并没受到教育，没有。在这儿，我不再想成为富人或窃贼，我现在唯一想的就是杀人——杀了那些殴打我和将我象条狗一样对待的人。为了我自己的灵魂和未来生活的自由，我祈祷，并希望我能克服那些吞噬灵魂的痛苦和仇恨。但是我知道，克服它并非易事”。

1971年8月20日之后……
我们的研究在1971年8月20号那天终止。第二天，媒体报道了在圣昆廷（San Quentin）发生的越狱未遂事件。囚犯乔治杰克森（George Jackson，著名的Soledad Brothers成员之一，狱中成为共产主义者和黑豹党成员）接到接到律师-社会运动分子斯蒂芬宾汉（Stephen Bingham）寄来的夹带了枪支的录音机包裹，伙同几名囚犯从最高调教中心（Adjustment Center）逃了出来。越狱过程中几名狱警和线人（囚犯）被虐杀，最后以杰克森领试图翻越30英尺高的监狱围墙时被射杀告终。不到一个月，又传出纽约阿提卡监狱骚乱暴动的新闻。犯人们劫持了狱警作为人质并要求基本人权，经过数周的谈判，纽约州长纳尔逊洛克菲勒(Nelson Rockefeller)下令国民警卫队武力夺回监狱。因这一不明智的决定，许多狱警和犯人被打死或打伤。阿提卡监狱囚犯一项主要诉求是将他们当作人对待。通过我们为期仅6天的模拟监狱观察，我们了解监狱是如何非人化，监狱将人变为物，并灌输无望感。至于警卫，我们认识到一个普通百姓可以随时完成从善良的Dr.Jekyll到邪恶的海德先生Mr. Hyde（小说《化身博士》中的人物）之转化。现在的问题是，如何改变我们的机构/体制，它们存在的意义在于对人的价值观有所促进，而不是摧毁它。可悲的是，监狱试验后的几十年中，美国的监狱条件和教养政策变得更加具有惩罚性和破坏性。条件的恶化已导致教养政策更加政治化，政治家们争相显示谁对犯罪更强硬，此外逮捕和判刑过程中的种族化也趋明显。媒体对这一问题负有责任，尽管统计数据表明暴力犯罪有所减少，它们依旧通过传播媒介强化对人们对暴力犯罪的恐惧感，而故意无视监狱中发生的罪恶。监狱里的美国人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多。据司法部调查，在过去十年中被判入狱的美国人人数增加了一倍以上，到2005年，狱中囚犯将超过200万人。

若要了解更多关于监狱，斯坦福监狱实验，和最近发生的类似事件，如虐待伊拉克战俘，请参考文献目录，或用google.com检索“俯卧撑”、“躲猫猫”、“洗澡澡”和“做梦梦”等晦涩词语……

延伸了阅读
http://www.prisonexp.org/links.ht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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