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的西方反精神病学运动
作者：李亚明
中国科学院自然科学史研究所
对于反精神病学运动,国内尚无文献系统地介绍。有很多国外文献介绍了反精神病学运动中诸位代表人物的思想,对这些人物的著作进行解读,并且不乏有作品对这场运动中的各位思想家的观点进行比较 。更进一步地,也有一些文献对反精神病学运动和当时其他种种激进的社会运动的关联进行分析 。
本文在，从社会文化背景到中心人物的思想再到运动的社会影响，系统地介绍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基础上,提出,与女性主义、同性恋权益保护运动等运动一样,这场反精神病学运动正是当时西方社会的反文化运动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并且,本文将分析这场运动与反文化运动中所包含的其他运动的不同之处:它的诞生本应发生在精神病学领域,然而它却变身为一场社会文化运动;由于涉及到精神疾病这个特殊问题,它实际上成为了反文化运动发展过程中最激进的声音和最有力的支点;作为反精神病学运动的结果和延续,消费者运动通过表达对于人的尊重,成为反文化运动最有益的精神遗产之一。在将反精神病学运动作为反文化运动的一部分进行论述的过程中,精神病医生显示出其作为哲学家的形象,精神医学问题彻底地成为了一个社会文化问题。更进一步,我们还可以对于反精神病学运动兴起、发展的方式以及其落幕的原因找到一种更加明晰的解释。
1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形成
反精神病学( anti-paychiatry)一词最初出现在英国精神病学家库柏(D. Cooper)于1967年撰写的一篇论文之中,库柏用这个词来指称精神病学中的一种批判性的思路。
不久,这个词便获得了更加广泛的使用,用于指称出现于英国、美国以及欧洲其他地方的20世纪60和70年代的对精神病学的批判。事实上,对精神病学的批判从未间断过,贯穿了整个精神病学史,"反精神病学"这一术语在20世纪60年代的正式出现和广泛传播显示,此时反精神病学已不仅仅是一种思想倾向,它已经成为一场名副其实的社会运动了。即使历史上曾经出现某些受相同思想观念引导的类似反精神病学运动的社会活动,但就其是否符合一场运动的内在规定性而言,它们无法与60年代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相提并论。
这场运动是被几个开创性的思想家的思想火花点燃的:法国哲学家福柯(M. Foucault) 、英国精神病学家兰恩(R. D. Laing)和库柏,以及美国精神病学家萨兹( Thomas Szasz) 。他们提出,疯狂并不是一种自然的实在,而是由外在的政治、经济或文化需要而定义的,不过是维护现存社会秩序的手段。这种由精神病学强加的常态定义侵犯了人的自由,侵犯了人道主义的精神,它使得强制治疗和监禁合法化,使行为异常者的生存状态越来越糟。在他们看来,精神病并不存在,精神病患者并不存在,由此对于精神病的治疗自然成了无稽之谈。为了捍卫自由和人权,他们批判对于人类行为的医学隐喻,试图推翻精神病学在社会中的霸权。在这些核心人物的带动下,反精神病学的思想和著作在社会上广泛传播开来,各种社会组织陆续建立,在西方世界产生重大影响。
反精神病学运动之所以在20世纪60年代爆发,与精神病学自身的发展密切相关。20世纪50年代,生物学模式的精神病医生和精神分析模式的精神病医生之间出现了深刻的分裂和斗争。自19世纪20世纪之交以来的几十年中,精神分析模式的精神病学在行业中建立了不容挑战的控制力,将精神疾病的治疗确立为主观的并且是动力学的,费时的精神疗法就是这些特征的最集中体现。生物学模式的精神病学对此不甘示弱,频频发起挑战。他们提出,精神分析是不科学的、昂贵的和无效的。具有明显疗效而又价格低廉的科学的治疗方法是他们反对精神分析师的最好武器。然而众所周知,科学的治疗模式也造成了精神病患者被强制入院、强迫服用高剂量精神药品、强迫痉挛和进行非人道的精神外科手术等。这一切直接导致生物学模式的精神病学在维护人权的斗争中成为众矢之的。反精神病学运动就起始于对生物学模式的精神病学的反抗,反抗它的不人道之处,反抗它在科学之名义下的滥用。
一种开端于精神病学中两种思想方法的斗争,最终本应该在精神病学学科内部获得解决,比方说借助于方法的革新、政策的改良或者一场科学革命的发动。但这种对生物学模式精神病学的批判最终却发展成为对于精神病学的全盘否定,对某种治疗方法的批判最终发展成为对治疗本身合法性的质疑。究其原因,一方面在于精神病学共同体在这场科学革命的发动之初,就毫无余地地将它扼杀了。更重要的方面在于,被扼杀的力量转而在更广泛的和更激进的社会思潮中得到了欣赏和迎合,最终被吸收进去,成为其中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从1962年开始,兰恩系统表达了"反传统精神病学"的主张。他认为:传统的临床精神病学将精神病患者从生活中孤立出来,看作单个的人、生物或简单的机器;但是人不仅仅是生物系统而已,个体从一出生就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中,只有从存在主义2现象学的观点出发,才能解释真正的人的关联和意义。但这些尚不是对精神病学本身的反抗,更不是一个社会或政治革命。将兰恩的此类批判视为"科学革命"或"认识论断裂"无疑更为恰当:兰恩感觉到精神病学的假定不再适用,需以一个新的方法、新的范式代替之。然而,其他精神病学家对新理论并不怀有同兰恩一样的热情,令兰恩更加没有预料到的是,科学家们在传统范式受到挑战时所表现出的强烈的反抗。由于兰恩的潜在的科学革命的观点违背了审查机构的标准,他们拒发他的文章,使兰恩逐渐边缘化,甚至几乎被排除出这个领域。美国精神病学家萨兹也遭遇了类似的情形,他最有影响的论文, 1957年完成的《精神病学的神话》 ,在接下来的三年里被6种期刊拒绝,包括《美国精神病学杂志》,直到1960年才得以发表。
然而与此同时,精神病学领域之外的某些团体却向他们敞开大门,他们的观点在那里受到欢迎。这是他们的新机会,也是一个巨大的诱惑。比方说在英国,左翼政治的文化在50年代末60年代初经历了一次转变,曾占统治地位的狭窄的经济问题探讨让位于哲学和文化的新兴趣。在此语境中,兰恩关于萨特、家庭和精神分裂症的工作受到很多关注。新左派成为兰恩的重要听众。在新创办的《新左派评论》中,兰恩为他的观点找到了出路。1962年和1964年,《新左派评论》先后两次为兰恩发表文章。
新左派意识形态,有别于传统的集中于劳工问题的旧左派,而趋向于如社会反常状态、独裁主义或其他现代富裕社会的疾病等更加私人化的问题。新左派运动包括女权主义运动、绿党运动、同性恋者权利运动和民权运动等一系列反主流文化的新社会运动。新左派思想从兰恩的作品中获得新的灵感和动力的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将他的思路引导到精神病学之外,促进了一种政治和文化的视角的展开,培育了一种反主流文化的气息。相比兰恩《新左派评论》上的第一篇文章,第二篇具有更强的政治性和批判性,他在这里首次提出精神分裂是内心世界中的旅行。在"政治事件"这一节中,他提出,精神分裂并不存在,这个标签是一个社会事实,这是一个政治事件,为维护社会的秩序,标签被强加在某些人的身上。1964年,兰恩在新左派杂志《新社会》上发表的《精神分裂和家庭》一文最终成为反文化运动的圣经。类似地,萨兹和福柯的作品也受到反文化团体的推崇,快速扎根在当时的各种社会运动之中。福柯的《疯癫与文明》不仅被反精神病学运动视为一个经典作品,也在五月风暴中扮演了重要角色,该书的"大监禁"主题成为谴责当局镇压和逮捕学生与工人的一个论据。萨兹的《精神病学的神话》发表不久,以这篇文章为核心的同名著作出版发行,成为各种激进分子反对这个社会的压迫的有力武器。在这样的语境之下,对于精神病学的批判必然会轻易地超越精神病学行业之外,发展为对精神病学的全盘否定以及对种种社会压迫的抗争。
2"新社会"运动之中的反精神病学运动
就这样,反精神病学运动在种种社会运动的推动下趋于成熟,在随后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它也始终与新左派、同性恋权益运动、女性主义等社会运动缠绕在一起,彼此呼应,最终,反精神病学运动成为60年代西方新社会运动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这是反精神病学运动最为重要的一个特征。
60年代的西方,诸多新社会运动的历史被捆绑在一种相互作用的关系中,反精神病学运动也不可能独立地发展。比方说女性主义者就用精神病人的社会境遇比喻自身,他们提出,精神病人与女性面临相似的社会处境,对于多数前住院者而言,"专业人员"是压迫者---他们是决定什么样的行为"是病态"、应该被"治疗"的人,就好比在男性社会中女性失去话语权力一样。 1970年5月,同性恋激进分子的队伍中也吸收了数百名反精神病学运动参与者,抗议者手挽手地排成一行,阻止精神病医生进入美国精神病协会年会现场。随后几年,他们就将同性恋归于DSM分类中精神失常之一的问题与精神病学展开了战斗。由此可见,在新社会运动历史中,反精神病学运动堪称一个建设性的元素。它不仅是精神病学史中的一个事件,而且是一个政治文化事件。
事实上,各种新社会运动和反精神病学运动从相同的社会背景中出现,分享相同的目标。这个背景和目标都与生活方式和思想方式的问题有关,在一个丰衣足食却又缺乏自由的社会中,人们感到空虚和压抑,人们将其归因于我们社会的那些根本制度和规范。比如反官僚政治就是反文化运动的一个重要主题。反精神病学运动在根本上同样由生活方式的问题点燃,现代社会中,疯狂受到现代性的核心社会制度压制,疯人越发边缘化,我们了解他们和对待他们的方式是严格地与我们的生活方式的语法紧密相关的,这使我们难以看到疯狂的真相。反精神病学运动对生活方式的多元、动态和改变的潜力给予了充分地强调,为反官僚政治提供了一个有力的支持。
兰恩也最终表达了明显的政治倾向,但那不是左派关注的大政治,不是以学说和政党为基础的那种,他关注的是更宽泛的政治,那正是60年代的反文化。反文化运动出现在1964年和1969年之间,这正是兰恩离开精神病学进入新左派和反精神病学的时间。异化和爱是他早期作品的两个关键主题,而此二者也成为反文化的关键主题。在私人关系和自我发展以及对科学和技术的批判等方面,兰恩的作品也与反文化的思潮彼此呼应。这些都使得兰恩最终成为一个有魅力的反文化领袖。
福柯的观点是更加直接的对这个社会的反抗。在他看来,精神病学不过是现代社会对人做出区分和训诫的一种手段。现代社会对人的区分包括两方面:一方面是与自身分离,使人们意识到自身的观念和行为中与社会标准不相符的方面;另一方面是与他人的分离,对人群按照某种标准来区别,划分成健康的人和病人、正常的人和不正常的人、理智的人和疯子、守法的人和罪犯等。而对于区分出来的不合乎标准的人,社会还将对其进行"规训",即用知识和技术手段对人的行为和肉体进行改造,目标在于使人成为驯服的人,从而维护现代秩序和权力机制的运行。在这种情形下,个体解放的出路何在呢? 由于看到传统的整体的反抗不能使人摆脱权力的束缚,福柯提出了"局部斗争"的概念。在局部中,人们反抗与他们接近的对个体直接实施作用的境遇。女人、犯人、精神病人或同性恋正在争取解放的斗争都属于这种摆脱规训的局部斗争。福柯不仅提倡打破一切规范正常人发展的限制,而且反对提出任何新的取代方案或重建模式。这是因为任何社会都必然是一种权力关系网络,任何替代性秩序与旧秩序没有本质上的区别,只是形式上的变化,导致人必然陷入一种无法逃脱的命运。因此,人应该随时随地进行反抗,去中心,反规范,反权威。
在福柯的名著《疯癫与文明》中,福柯将常人当作自然现象或疾病的疯癫变成了一种文明现象,用历史的全新视角去看待。通过对"边缘"对象疯癫的探讨,攻击的矛头直指西方文化的主流。在这本书中,福柯通过对理性时代疯癫史的考察,揭示了人们如何以纯粹理性的名义禁闭了非理性。福柯提出,我们如今拥有的一切关于疯癫的知识都是理性的偏见和噪音,在历史中,我们所能看到的是理性话语所割裂、扭曲或救治的疯癫,精神病学的语言全部都是关于疯癫的理性剖析,而如果想要倾听真正的疯癫的声音,我们就必须摈弃理性的杂音。这当然不是反精神病学单独可以做到的,还需要反对我们社会中泯灭个体的"权力欲望"的种种人文主义,批判现代社会对个体生存的束缚,为了解放和自由的实践而构建一种新的人性观,构建一种更加宽容和多元的社会环境。
很明显,由于深深植根于社会运动之中,反精神病学运动已获得了一种激进的性质,试图达到彻底的改变。与先前的以及很多后来的对精神病学的批判截然不同的地方在于,反精神病学运动不是质疑个别的治疗和政策,也并非仅仅要求更人性的精神病学。他们质疑的是精神病学本身的基础、精神疾病的基本概念以及疯狂和精神健康之间的区分。他们审视并批判精神病学在社会中行使的社会控制功能,甚至提出即使那些更加人性的精神病学技术,比如精神分析和精神疗法,可能实际上是更加微妙的控制机制。反精神病学者质疑传统的治疗目标,对于治疗本身也提出了激进的反对观点,认为这种虚假的治疗也许对人类更有害。这无疑是对精神病学的全盘否定。
这种全盘否定发端于一个高度特殊化的领域自身,起始于精神病学学者阶层内部,几位领袖都是著名的精神病学家,实在是科学史上一个非常特殊的事件。也许正是由于这种激进的反抗"来自高处",来自掌握话语权力的受过充分医学训练的医生,这种批判的声音才变得如此震撼,如此具有社会影响力。反精神病学的浪潮,从兰恩等理论家组成的中心奔涌而出,通过欣赏他们观点的医生和患者以及数量巨大的普通群众,突破了精神病学领域之外,进入了媒体、艺术、政治和教育等领域,而在这些领域,反精神病学运动的恰当性又在实践上得以巩固。比如兰恩就影响了整整一代人的价值观,他的《分离的自我》不仅给予精神病患者强大的支持,甚至还成为了校园经典读物。他关于精神分裂的观点还成为了电视剧in two minds和电影家庭生活的主题思想。除了精神动力学以外,精神病学史上还没有哪种思想可以如此广泛地进入大众的视野。
3反精神病学运动与精神病患者形象的塑造
这一影响深远的运动对精神病人形象的塑造从三个方面展开:精神问题是不是疾病,疯人有何种责任,以及如何看待来自精神病学的强制。
反精神病学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对医学隐喻的社会滥用提出了质疑。尽管论述方式有别,他们都或多或少地反对将心理问题视为疾病,反对行为异常者需要医学的"治疗"。兰恩的分析是通过对精神问题来源的剖析展开的。兰恩是当代英国著名的存在主义精神病学家。他在《健全、疯狂与家庭》(1964年)一书中提出,传统的临床精神病学将精神病患者从生活中孤立出来,看作单个的人、生物或简单的机器;但他认为,人不仅仅是生物系统,个体从一出生就处于与他人的关系中,只有从存在主义2现象学的观点出发,将精神病患者的特殊经验置于"他整个在世的前后关系"之中来理解才能真正解释人的行为的关联和意义。与当时主流的医学模式认为精神疾病是一种会导致家庭出现混乱的神经生理障碍相反,兰恩提出,是家庭内部的混乱导致个体出现精神疾病的各种症状,家庭在精神疾病的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在此基础上,兰恩认为,个体表现出的所谓的精神疾病只是对不能生存的环境的一种反应,如果个体的生存环境得到改善,那么他也就不必再以"精神疾病"的方式生存下去了。这种观点带来了与传统精神病学截然不同的疗法,即对患者精神状态的理解。虽然治疗师和患者在理解世界的方式上存在差异,但治疗师要善于改变自己,以便进入一个完全陌生或错乱的世界,用精神病患者的方式去感受事物。在兰恩看来,对精神病人心理世界和处境的理解,以及对他们的社会支持,是帮助他们回到社会生活的最重要措施。然而以上观点并非与传统精神病学的彻底决裂,在精神问题是不是疾病的判断上,兰恩表现出一种含糊其辞的、辩证的立场。他时而表示,精神病人表现出的行为不是身体疾病的症状,这些行为可以理解成一种防御策略,以便能够在不适合生活的情境中生活下去;时而又提出,精神疾病的无法测量并不代表它不存在,也不代表他对我们的生活没有重要影响。他一会儿质疑"精神疾病"的存在,一会儿又可以确定其存在。他似乎在思考,也想让他的读者思考。就精神病学的本质而言,兰恩的确构架了一个深刻的矛盾。
相比之下,萨兹的立场显得明确得多,他坚定地反对精神疾病的医学化。早在1961年,萨兹就把精神病学比作一个神话,在后来的《医学神学》 、《精神疗法神话》和《精神分裂症》三本书中,萨兹扩展并深化了他自1961年开始的攻击,攻击他所谓的医学隐喻在我们社会中的滥用。萨兹揭示了精神健康制度的医学2法律、社会2医学功能以及这些功能如何从古代的收容所进化过来,如何与奴隶制度形成诸多相似之处等等,显示了精神病学带给我们社会的不公平与压迫。萨兹是一个激进的美国式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的捍卫者,他反对任何来自社会的压迫,反抗主流意识形态对于人的行为的规定,呼吁以宽容的态度对待不同的思想和生活方式,哪怕是我们不能理解的那些。兰恩试图使变疯的过程和被认为是疯人的体验和行为变成可理解的,但萨兹并不想解释行为,也不想解释被认为疯狂的真实的人的体验,他的思想的核心在于,对于不能理解的事物,就要宽容。为此,作为一个精神病医生,他甚至不惜坚定地反抗自己行业存在的合法性。
就反抗和嘲讽精神病学的程度而言,福柯与萨兹不相上下,但福柯立足于更宽广的社会和历史的语境之中来分析疯癫的内涵。如果说萨兹努力揭示的是精神病学本身的不合理之处,福柯则通过人性、权力、精神病学、心理学和知识考古学等多层面的探究,以对疯癫的分析为基础,最终目的在于展开对"理性社会"的全面批判。
福柯的研究表明,疯癫是人性的一个构成和底线,不仅疯子和正常人无严格界限,疯人对事物的感受和认识往往更真实,疯癫比理性更接近幸福和真理。因此疯人不仅不是病人,也许比普通人更接近完美。疯癫也不是一种疾病,而是一种生命力,遗憾的是现代文明一直在扼杀疯癫。社会对于人的区分并不是"自然的",疯人、不正常的人、罪犯等并不是一种病理现象,其中渗透的是社会权力的区分和压制。其实背负各种罪名的疯子是无辜的,有罪的只是社会及其权力话语。正如基督的死使死亡变得圣洁,最充分体现兽性的疯癫也同样因此而变得圣洁。
福柯将批判的焦点指向理性社会中现代人对于秩序和整齐划一的极端推崇。福柯指出,现代人将理性视为秩序。现代人对肉体和道德的约束,以及全体的无形的压制,导致现代人随时对异常个体进行处置,不愿与之交往以及思想沟通。相应的,疯人的形象就是这个社会中被处置、被治疗、被纠正、被排斥的边缘群体,他们的形象与这个时代的人的形象大相径庭。福柯的作品往往并非直接描画疯人的形象,而是像这样,通过他的社会批判间接地将疯人在我们社会中的形象展现出来。由此,疯人的自我解放的意义就不仅在于精神病学之内,而且在于现代社会中的人的整体解放。
无论福柯还是兰恩或萨兹,几位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关键人物都卷入了关于疯人是不是病人的身份之辨。然而一个不得不面对的问题是,如果疯人不是病人,精神问题不是疾病,不仅精神病学会消失,反精神病学也会一起消失,那样并不会对实际中的疯人的痛苦有什么真正的帮助。在更具体的层面上,对于疯人的责任和义务的讨论以及我们对待他们的方式更具有现实意义,这些问题的讨论不仅更有益于改善疯人的处境,也更清晰地勾画出我们社会中疯人的形象。
就人的责任的问题,萨特曾经提出,每个人不能逃避成为一个道德主体,都要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任。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对我们做的每件事情负责。这种观点同时也是犹太基督教道德代码的核心。比如疯狂,在末日审判时,它既不是借口也不是减轻的条件。萨兹完全同意这种观点,萨兹最重要的观点不仅是行为的非医学化,还包括坚持人要对自己的行为负完全责任。事实上这两点是相通的。否认疯狂是非人的自然力量的产物,将其重建为人类力量的产物,也就将行为的产生全部归因于人类自身了。萨兹假设了一个关于行动的观点:行动产生于纯粹内部心理的起因---道德或动机。这种观点说明,责任并非一项能力存在于个体的身体之中,而是人们之间关系的特征。由此,自然而然地,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被视作道德主体。萨兹的观点在提醒我们个体道德主体位于犹太基督教道德代码的核心这一点上是有益的,但这样一个修辞学的策略也对这一道德主体观念的缺陷提供了保护。就像miller说的,人们不总是对他们的行为负有完全责任,不总对与假定疾病的假定破坏无关的原因负责任。个体的完全责任在西方世界是有争议的神话,这个神话在力量和渗透性方面和精神疾病的神话是一样的。还有另外一个神话不容忽视,那就是有权力的人会被免除责任。这显然对强势群体有利而忽视了弱势群体。责任应被放在一个社会的背景中而讨论,在这方面,兰恩作了更全面的考量。在兰恩看来,责任的适当分配并不是简单地在个人和集体(或家庭、社团和社会)之间的选择。事实上,有罪性共同存在于集体和社会领域,在这些极点间流动,就像阴和阳。他们间的力量平衡模式不断变化。跨越种种社会语境的个人生活的展开,为一个人的所为赋予了意义,对其行为和体验的理解必需依据这些语境。也就是说,当人们生活在对作为行为结果发生的事没有绝对控制的情境之中,人们不能具有最大限度的责任。兰恩的分析是对实证主义的拒绝-人的生活并不产生于线性的因果关系,而是陷入了意义丰富的关系的网络。萨兹与兰恩在这一问题上的对立也与不同的价值观不无关系,萨兹是绝对的个人主义者,对所有集体组织都表现出强烈的厌恶,这也是导致他忽视错综复杂的社会关系的一方面原因。
然而对精神病学本质和精神病人责任的不同判断并不妨碍学者们共同反对精神病学。在反抗精神病学的暴力本质方面,反精神病运动的几位核心人物达成了最坚固的共识。萨兹在1970年明确表示:问题不在住院精神病学的滥用,住院精神病学本身就是一种滥用。对萨兹而言,现代精神病学的暴力在历史上宗教裁判所的暴力中找到了它的对应物。宗教裁判所由天主教堂授权,对巫婆和魔法发动战争,试图在封建主义造成的社会巨变中维持教堂的霸权。由封建制到资本主义制度的转变过程中,从搜索巫婆转变而来的宗教裁判所的侦察和迫害的功能,为医学团体所征用。同样为了社会的利益,他们接受了识别并迫害疯人的新角色。无论宗教裁判所还是医学团体都有各自的助手:宗教裁判所的是巫锤,现代精神病学的是DSM。1982年,萨兹曾提出契约精神病学的方案---精神病学意愿( PsychiatricW ill) ,意在提供一个保护患者免受精神病学侵害的新机制。医患之间的斗争在精神病学领域比在任何医学分支中都更为平常,而在萨兹看来,精神病学意愿的重要之处就在于它可以澄清、调解或者解决这类斗争。精神病学意愿有两个不同的版本。在弱版本中,人将屈从于不情愿的精神病学干涉除非他曾经肯定地拒绝他们;在强版本中,人将不会受到非自愿的精神病学治疗除非他曾经明确地要求它们。这一方案体现了美国政治哲学中的重要观念:人的自由是无价的。
但这种不受政府干预的契约精神病学并没有解决人的自由问题。因为负担不起这种手段的人是不能达成契约共识的,所以这种手段将有效地把社会中的穷人排除在外。于是萨兹的解决方法可能会使社会福利的不平等分配更加恶化:处于不利地位的穷人会继续处于不利地位,这次并不是通过裁判所或制度精神病学( Institutional Psychiatry)的迫害,而是作为自由市场契约精神病学的结果。新企业家型精神病医生和心理上具有优势的富人将立足于穷人和苦难之外。另外,萨兹的这一方案将有害的或危险的行为完全交到了法律手上,然而认为法律可以完全替代精神医学的功能只是一个理性的假设。如果处理某些行为的法律分支能够认识到人类主体和责任的复杂性,也许会有好的结果,但事实往往没有那么清晰易辨,何况法律还会常常倾向于为强势群体免除责任。
兰恩也意在推翻精神病学的霸权,但他的分析与萨兹不尽相同。萨兹只想废除精神病学的霸权,并未挑战更广大的社会秩序,无意触碰更广大的资本主义的制度。他渴望的改变限于他所描述的"契约精神病学"，在那些寻求帮助的人和提供帮助的非医学导向的精神治疗师之间的由经济所调控的关系。相反,兰恩的分析涉及从对特定"有困难的"个体的内心生活的最初调查到社会关系、社会的本质和组织以及其中的制度等更广泛的思考。用他自己的话说:"我被卷入了境况之中。"兰恩认为行为不是"疾病"的"标志",而是对他的存在的表达。类似妄想狂的幻觉不是疾病的标志,而是对一种不可避免的破坏性的社会秩序的可理解的反应。由此,兰恩的质疑自然而然地延伸到家庭以及其他社会组织得以组建和维持的意识形态之中。传统精神病学假设的精神障碍所表现出的行为是无意义的,但兰恩认为,当我们用现象学检查这些表面上无意义的行为时,就能感到个体是在试图与让他感到恐惧的生存环境作斗争。他感到精神病人表现出的行为不是身体疾病的症状,这些行为或许可以理解成一种防御策略,以便能够在不适合生活的情境中生活下去。他认为病人的防御性焦虑可以用"存在性不安(ontological insecurity) "来理解。存在性不安个体的经验模式有两种:其一,他与周围的世界的关系出现了分裂;其二,他与身体的关系出现了分裂,他的自体有一部分是社会能接受的,另一部分却与此不同,发生分离。
由此精神问题就成了为了个人自由和安全的战斗,那么治疗的关键就在于提供一个患者可以获得自由和安全的环境。为此,兰恩和他的同事联合其他力量组建了很多协会,比如现象学研究所、费城协会、凉亭协会。这些协会组织会议和活动,费城协会和凉亭协会还建立了很多著名的治疗团体。通过1965年创办的费城协会,超过20个治疗团体在英国建立起来。在这些团体中,治疗者和患者被假设拥有同等地位,并且任何药物治疗都是自愿的。比如在著名的治疗团体kingsley hall中,除非患者要求,否则兰恩拒绝用药物或电击来为患者治疗。这是兰恩的"替代收容所",也有人称之为伦敦的精神分裂症患者的旅社,这里据称能够为精神分裂提供比常规的精神病医院更好的治疗。精神分裂在这里被视为进入"内心世界"的旅行, Kingsley Hall所提供的"治疗"就是在旅行者履行的全过程中支持他们。同样在kingsley hall,兰恩用酶斯卡灵(mescalline)和麦角酸二乙基酰胺(LSD)治疗,首开致幻剂在治疗上使用的先河。Kingsley hall这类治疗社团,在反家庭和反社会方面与反文化运动相互呼应。虽然在60年代以前很久,试图破坏传统医患角色并使患者参与疗法决策的治疗社团就开始了在精神病学中的试验,但是在反文化的语境以及兰恩对家庭所作的批判研究之下,这些试验获得了一种新的意义:反对一切强制的规范,强调宽容和理解。很快, Kingsley hall成了一个示范社团和反文化的中心场所。费城协会在Kingsley hall举办了精神病学和反精神病学以及现象学的讲座,并筹划研讨会和专业会议,各专业领域的专家参加这些会议。在Kingsley hall与住院医生共同聚会的不仅包括实验戏剧团、诗人、艺术家、音乐家、舞者、摄影师、新左派的社会科学家,还包括反大学团体和社团运动的领袖。
4反精神病学运动的落幕和消费主义者运动的兴起
虽然取得了显著的成功,但20年后, 1980年代早期,反精神病学运动无论显著性还是影响,都开始戏剧性的衰落了。衰落的主要原因是缺乏支持。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发展得益于与其他进步左派联盟的亲密关系,通过联合和重叠会员,有力地支持了运动。但随着80年代其他学生、女性主义、同性恋和黑人联合的减少,反精神病学运动难以再获得来自反主流文化运动的任何支持。激进的左派连同其乌托邦的幻想在世界范围内被一种正在出现的保守政治图景所取代。因为反精神病学运动天生就是反正统流派的,于是就像那时其他好战的运动一样,变得越发不切题了。另一方面,对生物心理社会模型的采用也缩短了精神分析模式和生物学模式的实践者之间的距离,这也大大缓和了针对生物学模式精神病学的指责。
几十年激烈的反精神病学运动由此逐渐从一个以校园和学者为基础的运动转变为一个以患者为基础的用户至上主义运动。经历了恐怖而又痛苦的精神病治疗的人此时都已认识到,对他们最有利的并不是"专业人员"的服务。"专业人员"服务于家长制资本主义的利益,其中包括政府、公司、监狱等等,他们的目的在于从"精神疾病"中挣到很多的钱。为维护自身的利益,精神病学的消费者不得不要求更多的权利,包括给精神健康下定义、控制精神健康机构、对现行的系统给出一种患者控制的选项,反抗精神病学的压制。这种消费主义者运动有助于促成反精神病学运动与主流合作者的合并,同时为反精神病学提供了恢复生命力的机会。而对于"消费者"而言,也正是刚刚呼啸而过的反精神病学运动更明确地为他们勾勒出自己的身份,为他们点燃了斗争的激情。就这样,随着反精神病学运动逐渐落幕,消费主义运动或说用户至上主义运动发展起来,它既是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延续,也是它的结果。
不同的是,如果说反精神病学运动是起源于学者的"由上至下"的运动,消费主义运动则是一场发端于前患者的"由下至上"的运动。消费主义者认为反精神病学运动在很大程度上是"学院派的智力演习",而那些知识分子在反精神病学运动中只为"帮助前患者"作了很少的事情。消费主义者无意受反精神病学知识分子的领导,想要把他们的运动保持在前患者的手中。
作为结果,随着反精神病学运动从以校园为基础的变成以患者为基础的,它的发起者边缘化为自己发起的运动的旁观者。1994年,有评论指出, 30多年以后,萨兹、兰恩和他们的同事已经不再是运动的固定成员,多数学院和研究生已经没有听说过他们或他们关于精神疾病是起源于社会的神话,而新反精神病学的用户至上主义团体则有扩大的潜力。很多前病人不满于他们遭受的强迫治疗,并寻找支持和认同,他们成为了反精神病学信息的理想传递者。前患者们充满了激情,并且作为亲身体验者,他们的观点也更有说服力,最终,这个运动实现了重大的国际精神健康改革。1986年,这种幸存者2反精神病学2消费主义者的三头统治成功地使国会授权所有50个州的精神病患者独立的保护和拥护计划。2000年,美国国家伤残委员会明确表示,美国社会对带有精神问题的人的方式形成了民族的紧急事件和民族的耻辱。1991年,激进消费主义者协助促成了联合国会员大会采用了保护精神病患者和精神健康护理原则。2002年,人权科学论派委员会成功实现了自己的要求:联合国秘书长每年在会员大会上报告人权进展,包括与精神病患者有关的内容。
很明显,消费主义者在维护精神病患者的尊严方面战果不凡,但是精神病学者们却发现很难与展开的激进消费主义运动进行具有建设性的对话。消费主义团体被医生们视为激进主义团体,或者科学基础薄弱并且不具有明确的领导层的混乱组织。精神病学不断地反击这种消费主义运动。精神病学家谴责他们不断地试图约束"精神病学家的工作和对于严重精神疾病的照看",指控他们对于非自愿入院、电休克、刺激物以及儿童中抗抑郁药使用和成年人抗精神病药物的使用等的虚假报道。与之相应,激进的消费主义者始终不愿减弱他们对于一个冷酷的和生物学导向的精神病学的反精神病学的立场,在他们看来,这一行业从被他们忽视和滥用的患者身上得利。患者受到监禁、强迫并且不公平地被伪科学的分类打上耻辱烙印。作为反精神病学运动的延续,他们无疑将在世界精神健康服务的传播中继续扮演一个坚定的角色。
5结语
精神病人具有何种形象不仅取决于精神病学理论自身进展的刻画,而且与一个时代的社会情态紧密相关。20世纪的反精神病学运动产生于精神健康行业内外对于精神病人生活状态的悲悯,和对于人类尊严的捍卫。而这种悲悯和捍卫的激情恰好与社会中更广泛的、更深层的情绪彼此相合,精神病学内对人性和人的生活方式的批评也同批评人的存在方式和社会形态的社会思潮融为一体,形成一种天然的和谐,彼此支撑,互为印证。也许正是由于这种社会条件的存在,始终与精神病学相伴而行的反精神病学的思想最终爆发为一场运动。通过这场运动,反精神病学思想中包含的人类的生存问题、精神病人的形象问题被发挥到极致。另一方面,有关精神病人这一边缘群体的"反文化"问题也为我们社会整体的反文化提供了一个最鲜明的例证。
这场作为反文化运动一部分的反精神病学运动以捍卫精神病人的权益启始,以精神健康行业中的消费者权益运动结尾,自始至终围绕着精神病人的自由、平等和权利而展开。在有关自由、平等和权利的争论中,贯穿了精神病人的形象之辩以及对普遍的人类形象的更深入思考。我们的社会应该怎样对待精神病人? 只有在全社会深刻反省我们社会该如何对待每一个成员的历史时刻,对待边缘群体的方式才能得到最深刻的反省。
延伸了阅读：Anti-psychiatry
延伸了观看：Peter Robinson导的一部纪录片《 Asylum》。片中可见莱茵倡导以“safe house”收留的一些寻求帮助的人。Emule下载点此[download link]
